王国维的忧郁

   

2019-04-01 01:12:01

苏珊·桑塔格在为本雅明的《单向街》所作的长序中称本雅明是个总带着“一种深刻的忧郁”的人,而这种气质贯穿了他的一生以及所有的作品之中。她极细腻地分析了这种气质:敏感、孤僻、隐藏的激情、爱沉思、身体孱弱、行为古板等等,并与本雅明的生平对证,文字透出一种让人感伤的宿命色彩,而这时我眼前出现的影象,却是我国一代宿学的王国维。

两人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,两人都生在国运飘摇,战火连绵的时代。本雅明身为犹太人,在纳粹横行时,仍苦留在他认为是文化阵地的欧洲,他在回绝美国友人的邀请信时,说他宁愿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。大战发生后,本雅明自杀在逃亡的路上。而王国维,沿着这气质一路行来,其悲剧的结局,似乎也是注定了的。

王国维忧郁沉潜的气质、天才的禀赋,早在少年时已有显露。甲午前后,“新学”开始生行,二十岁的王国维在上海传播新学的农学社学习。一日创办人之一的罗振玉到馆很早,听到有人朗读《庄子》,音节苍凉,大奇,而那人即是王国维了。另一种说法是罗振玉在一个学生扇头上见到王国维所题的“千秋壮观君知否,黑海东头望大秦”的句子,“乃大异之”,遂结识王国维。两种说法都十分美妙,近乎古人结交的一些雅事。总之,罗振玉对王国维十分赏识,引为弟子,从此,王国维的治学道路及以后的生平都与这位古史学家、清室遗老分不开了。

二十二岁的王国维曾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留学日本,他的气质决定了他选择研究什么。“体素赢弱,性复忧郁,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,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”。王氏忧郁的禀性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拍即合,比之苏东坡初读《庄子》那种若有夙契之感。

在王国维近十年的哲学、美学研究中,援引叔本华的哲学体系,诘难“仁义”,贬我国学术的“一尊”“道统”,高扬“纯粹美术”(包括文学艺术),当时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,而《红楼梦评论》应是其中最放光彩的一部著述了,这是红学的一部真正的开山之作。

一部伟大的作品也许不是给一个问题一个终极的解答,而是把一个问题提到需要终极解答的高度。王国维在篇中反复诘问,男女之爱“自何时始?来自何处?”叹这是“人人所有”而“人人未解决”的大问题,在中国文学上解此问者,三千年间仅一部《红楼梦》而已。王氏最早将《红楼梦》划为“此宇宙之大著述”,当与《浮士德》并称,是最高悲剧的代表。王氏忧郁的气质再次醒目地显现,他迷恋着一种具有启示般的悲观主义。人格的高尚并不与快乐幸福相偕,倒常与悲为邻,正如美学上的崇高多与悲剧相联一样。而悲剧中那种不知不觉的日常的力量,常规的伤害才是最让人无力抵挡的,也是最深重的。“金玉以之合,木石以之离,又岂有蛇蝎之人物,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?不过通常之道德、通常之人情、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”。戴东原曾说:“人死于法,犹有怜之者;死于理,其谁怜之!”这才是悲剧中的悲剧。

“来日滔滔来,去日滔滔去。适然百年内,与此七尺遇。尔从何处来?行将祖何处?”王国维在疲于哲学中的“可爱”“可信”之争后,将自己对人生的悲悯、怀疑,都化入诗词和文学研究中了。王国维把人生看作“天下至弱者”之一,侧身天地,俯仰悲悸,草草生死,终古难度!这与帕斯卡尔称人类为“能思想的芦苇”是相通的。他的词集名为“人间”,也无非出自忧生、悲悯一念而已。

王国维写出《人间词话》和《宋元戏曲史》后,时世也愈发纷乱了,辛亥革命一起,王国维随着罗振玉等清室遗老东渡流亡。这一批人应是广义上的文化遗民,他们几乎都是一代学者,他们珍视的传统文化随王朝一起现出末世衰乱的景象,眼见一个整体的文化、伦理价值体系的行将崩溃,他们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凭悼者,更是一种文化的凭悼者。

王国维此时在学术道路上又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。或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,王氏开始返经信古,深悔其少作了。“自忽以前所学未醇,乃取行筐《静安文集》百余册悉摧烧之。”从此转治古史学。人到中年,终觉年轻时对古典的驳斥有轻薄之嫌,即奋而烧书,决绝如此。可这古典传统本身已面临浩劫了。

王国维此时只是一个悲凉的凭悼者。凭悼即是一种回忆,凭悼文化也是如此。王国维从此把自己埋进了进行回忆的材料之中。苏珊·桑塔格说:“忧郁的人对人缺乏信念,是因他们有更好的理由对物具有信念。这物呈现为残片或废墟的形式。”王国维正努力在断瓦残片之中辨认着中国文化的昔日身影。

从性格上,忧郁的人喜好译解神秘的事物。王国维沉入甲骨残片、西域简续的破译中后,在经史小学、甲骨金文、汉晋简牍、西北地理、蒙古史等研究中,都蔚成一代大师。但此时衷心更甚,即在甲骨学上的结晶大作《殷周制度论》中,王国维也流露出怅望周孔的感伤。他在上海时,曾与哈同的学生庄敬严肃地演习古礼,亲自设计搭盖“芦殿”,叹之为“极美之事”。“五四”以后,王国维蓄起了辫子。王国维早在留日时即已剪发,是时博仪也早去了辫子,辜鸿铭虽也有此举,但毕竟是名士风态,而一向刻板的王国维则是面对一种文化无法挽救的陨落,摆出了一个世人皆废我独持的悲壮姿势,这与他最后走向死亡的路已不远了。

行事刻板,对自己毫不宽容也是忧郁的人的一种特征,他们常常是自剖的大师,毫不留情地自我惩罚,带点自虐的倾向。如帕斯卡尔、克尔凯郭尔、尼采、卡夫卡、波德莱尔、鲁迅,甚至本雅明。他们几乎都不能善终。

王国维曾因困扰在“可爱者不可信,可信者不可爱”的哲学研究中不能两全时,而放弃了哲学。在传统和西学又难两全时,他能放弃什么?这是两种大文化之辩,而且时代已经做出了选择,一切都在合情合理中进行,那么不知不觉、不可抵挡,就像一贯坐马车的权贵,开始改乘汽车了一样,他还能说什么呢?他终于放弃了,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,“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”。

一九二七年,博仪被迫出宫、李大钊遇害、叶德辉在长沙被军阀所杀,清代遗老纷纷逃难,罗振玉也避入某国使馆。而王国维坐着一辆人力车来到颐和园,悄然自沉。称:“今日干净土,惟此一湾水耳!”王国维早已痛心目睹他心仪的古国文化在一步步式微殆尽,而作为旧文化最后的象征——紫禁城,也人去楼空了。时局纷乱,也要波及他的书房了,他走前的一日对学生说:“我受不得一点辱!”后在遗书上云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”。王国维用自己迷恋的悲剧形式遽尔撒手,才及中天而殁,甚至遗书中也未多说他心中的矛盾和无奈,只让后世之人去深哀痛惜和费心猜度了。

陈寅恪说: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,为此文化所化之人,必感苦痛,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,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;迨既达极深之度,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义尽也。”《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》这实是同类人兔死狐悲之叹,陈寅恪是真了解王国维的人。

苏珊·桑塔格在她的序言中最后说:“他带着所有残篇断简、他的抗议态度、他的沉思和梦想、他的无尽的忧郁,和他向下望的双眼,将在最后审判面前,对他所占据的全部位置和一直到死对精神生活的捍卫,作出辩护。”这同样适用于王国维。这些忧郁的天才总是过分的敏感,莫名的痛苦,最终为他们的忧郁气质和天才的某种偏蔽所累,走着一条近乎宿命的长道,直至上苍收走了他们,而这也是注定了的。

(录少作)

微信扫一扫,分享到朋友圈

王国维的忧郁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